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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周恩来逝世42周年纪念日，全国人民都在用各种形式纪念着这位好总理。
他是新中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之一，他对新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做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
有人讲中国大球上不去，小球要掉下来，我就不相信！
——周恩来
体育运动不只是为了个人的身体健康，而且是为了保卫祖国、建设社会主义。只要坚持开展体育运动，5年、10年、15年，中国人民的体质就会大大改变。我问过专家，他们说5年至10年左右就可以了。
——周恩来
你一个人保持3项全国纪录，可不是好现象啊！体育比赛就是要人才辈出，后浪推前浪，才能迅速地提高我国的体育运动技术水平。应该培养更多的优秀运动员同你争冠军。
——周恩来
10年不鸣，一鸣惊人。8年、9年，我们总要进到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现在准备力量，埋头苦干，10年后在全世界放异彩。
——周恩来
不要争一日之长短，胜了还要再胜。如果不胜，下次再来。不要光看今年一年，要看长远一些。
——周恩来
欧洲人、北美洲人能做到的事，亚洲人只要努力，也能办到，而且能够胜过他们。
——周恩来
日本前乒乓球协会负责人长谷川先生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中国有周恩来这样关心、精通体育事业的领导人，实在太幸福了。20世纪60年代，国务院各部委的人特别羡慕体委，说周恩来似乎对体育事业格外青睐，只要贺龙老总开了口，不论活动大小，周恩来是有请必到，从不推辞……
周恩来亲自为新中国体育事业组建领导班子，确定发展路子，培养体育苗子
1952年7月，对于刚刚起步的新中国体育事业来说，就面临着一次挑战与抉择。当时，第15届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举行。由于西方敌对势力的阻挠和破坏，新中国的体育组织是在奥运会即将开幕时才得到参加奥运会的邀请的。
去，还是不去？
有些人认为，中国的体育事业还很落后，加上又是临时组队，去了也不一定能赶上比赛；再说，即使参赛了，也很难取得成绩。
这些人的顾虑并不是没有根据的。
奥林匹克运动会是全世界范围内规模最大的体育盛会，奥林匹克雄风也往往被视为一个国家强盛与否的支点。然而，1932年，当第10届奥运会在美国洛杉矶举行时，拥有世界人口最多的中国仅派出了一名教练带着一名叫刘长春的东北大学学生运动员前去参加，结果在预赛中就被淘汰。1936年，中国派去参加第11届奥运会的运动员有所增加，除撑杆跳高运动员符保卢取得决赛权外，其他所有参赛项目全部在预赛中被淘汰。1948年，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再一次派运动员去参加奥运会，但仍没有突破中国在奥运会领奖台上零的记录。
旧中国的体育设施，也简陋得不能再简陋了，直到新中国成立，尚无一所体育学院、一支健全的体育运动队，也没有一处像样的体育设施和建筑。
可以说，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的体育运动几乎是一片荒漠，更谈不上在世界体坛上的地位和影响了。这样的体育运动水平，与一个拥有世界人口最多的大国是多么地不相称！
尽管面对的是这样一片体育荒漠，但作为新中国首任总理的周恩来没有因此而灰心、放弃。他坚决主张组队前去参赛。他说：“尽管我们还难以在奥运会上取得成绩，但我们还是要去。在奥运会上升起五星红旗就是胜利，要通过运动员的风采来宣传新中国的面貌。”
在周恩来的支持与关怀下，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秘书长荣高棠率领由40人组成的中国体育代表团前往赫尔辛基参加第15届奥运会。五星红旗第一次在奥运会上高高飘扬。
这一次，中国体育代表团不是以成绩，而是以惊人的参与意识和精神，引起了世界各国运动员的关注。
中国体育代表团回国后，周恩来亲自听取了代表团的工作汇报。他满怀信心地说：“参加奥运会，升起了五星红旗还不够，中国运动员应该为世界体育界作出贡献。我们国家有那么多人口，我们会有好的体育人才。今后应该多创些纪录，多获世界冠军，让五星红旗更多地飘扬在国际运动场上。”
1952年8月周恩来和毛泽东冒雨观看中国人民解放军体育运动大会
新中国体育事业要腾飞，首先是要建立领导和管理中国体育事业的组织机构，这是振兴新中国体育事业的组织保证。新中国成立伊始，党中央委托青年团具体管理体育工作。为了更好地领导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就在中国体育代表团从赫尔辛基回来后，周恩来提议，在政务院设立一个与各部委平行的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并同当时任政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商量，让热心体育事业、为体育界人士所倾慕的贺龙出任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
1952年11月15日，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19次会议，讨论政务院增设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的问题。会上，周恩来正式提议：为了加强对体育运动的领导，建议由贺龙担任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蔡廷锴任副主任。会议一致通过了周恩来的提议和任命。
后来的事实证明，周恩来选择贺龙任体委主任，是颇具眼光的。贺龙不负重托，为振兴新中国的体育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有了组织保证还不够，还要确立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体育事业的路子。对此，周恩来明确指出：当前体育运动的方针首先是要普及，在群众性体育活动广泛普及的基础上，不断提高运动技术水平，培养体育人才。
1952年，在周恩来的支持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广播体操活动。
1953年底，事关新中国体育事业发展的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正在紧张地筹备，周恩来对此非常关注。尽管这时他正忙于准备参加新中国第一次登上国际舞台的日内瓦会议，但还是在百忙中抽空亲自审阅了这次会议的文件，并作了批示：“体委会议及议程同意。总结报告最好由贺龙同志做，如他坚辞，再由荣高棠做，而贺作结论。”
1954年1月16日至21日，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京隆重召开。贺龙和荣高棠在会议上分别作了《1953年体育工作总结报告》和《1954年体育工作计划报告》。这使新中国体育事业第一次有了纲领性的文件。
国家体育运动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刚落下帷幕，周恩来就亲自主持政务院会议听取贺龙关于体委工作的报告。会上，周恩来就体育工作的意义、发展方针等作了系统发言。发言中，周恩来第一次提出，我们一定要把体育运动和国家前途连接起来。他说：体育运动不只是为了个人的身体健康，而且是为了保卫祖国、建设社会主义。只要坚持开展体育运动，5年、10年、15年，中国人民的体质就会大大改变。我问过专家，他们说5年至10年左右就可以了。
周恩来在讲话中还提出了新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方针。他说：当前体育运动的方针是要普及和经常化。在普及的基础上才能提高，经常化了才会出人才。只要体育运动做到普及和经常化并加以正确的指导，人民的体质一定会大大增强。
说到这里，周恩来还特意强调说：“今后两三年之内，我们不可能在国际比赛中得到多少冠军，因为没有经常锻炼的基础。我们的体育运动如果发展得当，6年以后，到1960年，一定会出现许多好选手。我们的体育运动与资本主义国家的不同，我们的体育运动是有群众基础的，是有远大前途的。”他还说：“实现上面的方针，关键在于领导，不仅是体委，教育部、高教部和各个行政部门也有责任。政务院要发个通知，提倡早间操和工间操，先在北京的中央各机关试行。”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1954年3月1日，政务院发出了《关于在政府机关中开展工间操和其他体育运动的通知》。
1956年，周恩来与贺龙为田径运动员颁奖
1957年，周恩来与贺龙接见中外网球选手
作为一国总理，周恩来不仅关注中国体育事业发展的大政方针，而且在许多场合还关心体育运动员的成长，勉励他们成为世界上第一流的选手，在国际比赛中为国争光。这种关心和勉励在运动员身上化作了无形的巨大力量。
1957年10月，周恩来得知女子跳高运动员郑凤荣有实力冲击女子世界跳高记录时，亲自到北京体育学院观看。3个月前，郑凤荣曾经在柏林以1.72米的成绩获得国际田径比赛第一名，而这次，由于紧张和激动，郑凤荣只跳过了1.70米的横杆。年轻的姑娘懊悔极了。
贺龙向郑凤荣招了招手，并把她介绍给周恩来。郑凤荣满脸通红地在周恩来面前低下了头，说：“总理，我没有跳好。”周恩来亲切地拉着郑凤荣的手，笑着说：“你还年轻，来日方长嘛ღ！”说着，他把体育学院送给他的一束鲜花递到了郑凤荣的手中。郑凤荣接过鲜花，热泪夺眶而出。
总理的此番举动，对一个普通运动员的鼓舞是别的力量所不能替代的。
1957年10月20日，周恩来向冲击世界纪录未获成功的跳高运动员郑凤荣送上一束鲜花
一个多月后，郑凤荣就以1．77米的成绩打破了由美国运动员麦克·丹尼尔所保持的1．76米的世界女子跳高纪录。这是中国运动员首次打破世界田径纪录。
美联社的一位记者对此报道说：“一位20岁的中国姑娘，在北京以有力的一跳警告田径界：6亿中国人不会永远是落后的选手了。”这位美联社记者的感觉是敏锐的。
1959年9月，为了检阅新中国10年来的体育成就，我国举行了第一届全国运动会。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非常重视这次全运会。周恩来除出席开幕式外，还亲自到场地观看运动员比赛。我国女子短跑选手姜玉民一人夺得100米、200米、400米3项冠军，也是这些项目全国纪录的保持者。周恩来在祝贺姜玉民时风趣地说：“你一个人保持3项全国纪录，可不是好现象啊！体育比赛就是要人才辈出，后浪推前浪，才能迅速地提高我国的体育运动技术水平。应该培养更多的优秀运动员同你争冠军。”
不能只看到几个优秀选手，而要着眼于培养成千上万的优秀运动员。这是周恩来指导中国体育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思想。
新中国第一届全运会，成绩喜人：有7人4次打破4项世界纪录，664人844次打破和新创106项全国纪录。其中，穆祥雄以1分11秒1的成绩创造了百米蛙泳世界纪录，17岁的乒乓球运动员李富荣打败了世界冠军容国团。
为了鼓励运动员创造出好的成绩，进一步促进全国体育运动水平的提高，就在第一届全国运动会进行期间，贺龙向周恩来递交了《关于对世界纪录创造者和世界冠军获得者颁发体育运动荣誉奖章的请示报告》，要求在全运会闭幕式上正式给世界纪录创造者和世界冠军获得者颁发体育运动荣誉奖章。周恩来兴奋地在贺龙的报告上批示：“同意。”
1959年10月3日，在有8万多人参加的第一届全国运动会闭幕式上，周恩来和贺龙一起，向新中国10年来打破世界纪录和获得过世界冠军的40名运动员颁发了体育运动荣誉奖章。
1959年10月3日和贺龙同获组织奖的领奖代表关槐秀(左2)等合影
周恩来送给中国乒乓球健儿四句话
1959年4月5日，一个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的日子。这天，我国乒乓球运动员容国团，在第2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中一路过关斩将，夺得男子单打冠军。这是有史以来中国人在国际重大比赛中获得的第一个世界冠军。中国体育史上没有世界冠军的历史随着五星红旗在国际领奖台上的冉冉升起宣告结束了。
听到容国团夺冠的喜讯后，周恩来的欣慰是可想而知的。他倾心关注的事业终于结出了硕果。
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国的乒乓球与其他体育项目一样，水平较低。周恩来千方百计地邀请一些强队来我国访问，以提高中国的乒乓球技术水平。当时，在香港打球的姜永宁、傅其芳等乒乓球水平比较高的运动员，怀着对祖国的一片赤情回到了国内。周恩来对他们非常重视，亲临现场观看他们的比赛。周恩来观看时称赞姜永宁的防守技术很出色。他同时向姜指出：应当加强攻的技术，不然只是被动挨打。周恩来还鼓励姜永宁、傅其芳等不仅要求自己在技术上精益求精，而且要培养更多的优秀选手。
姜永宁、傅其芳等深受鼓舞。虽然他们自己并没有获得世界冠军，但他们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去做，为振兴新中国的乒乓球事业培养了一批夺取世界冠军的人才。
共和国总理对乒乓球运动事业的深切关注，深深地感动了大陆以外的有志之士。1957年，曾受过傅其芳指导的容国团从香港回到内地。两年后，他为新中国争得了第一个世界冠军。
得了冠军，固然值得庆贺，但更重要的是不应当就此而满足，应当看到我们与世界强队的差距，准备迎接新的挑战，取得更大的成绩。这一点，欣慰中的周恩来显得格外地冷静和清醒。
1959年4月24日，国家体委在北京饭店设宴欢迎从第25届世界锦标赛归来的乒乓球代表团。周恩来当时正忙于别的国事，听到消息后特意中途赶到北京饭店，与贺龙、陈毅一起同乒乓球代表团欢聚。
周恩来首先说：“我国乒乓球队在第2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获得男子单打冠军，全世界都震动了。首先，我向你们表示庆贺。”掌声四起。周恩来摆了摆手，继续说：“但是，欢迎庆贺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这仅仅是胜利了一次，胜了一次还要再胜，不能就此停滞不前，一切体育竞赛项目都是这样。我们要准备力量，在今后的世界比赛中争取多拿一些金牌，10年后在全世界放异彩。”
接下来，周恩来语重心长地给乒乓球队员送了至今仍被体育界视为“经典”的4句话：
一、胜而不骄。我们取得世界冠军才是第一次，胜而骄就容易摔跤；
二、败而不馁。败一次不算什么，常胜将军也会打败仗。最怕的就是气馁；⚡️
三、埋头苦练。要天天练，不求一下子让人知道，不急于求露；
四、生生不已。要多增加新生力量，好选手要自己带头帮助别人，使后来者居上，这样体育运动才能大发展。不能光靠几个选手。
自1952年中国人民粉碎国际敌对势力的阻挠和破坏，派出代表团参加第15届奥运会后，国际敌对势力又耍出新的花招，把所谓的“中华民国奥委会”列入国际奥委会名单，妄图制造“两个中国”。中国奥委会在多次抗议无效后，被迫于1958年8月宣布退出国际奥委会。对此，一些运动员因不能参加国际体育比赛而产生急躁情绪。针对这种情绪，周恩来指出：“10年不鸣，一鸣惊人。8年、9年，我们总要进到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现在准备力量，埋头苦干，10年后在全世界放异彩。”
一个国家的体育实力，往往支撑着这个国家的国际地位。第25届世乒赛结束后，国际乒联代表大会以绝对多数票的优势通过了第26届世乒赛在北京举行。这一举动本身就意味着国际乒坛已觉察到了中国乒乓球实力的悄然崛起。以往，不要说承办世乒赛，就连邀请一些乒乓球强队来访都不容易。
对于第26届世乒赛，周恩来自始至终给予了特殊的关注。在乒乓球健儿集训期间，正遇上天灾人祸，国家经济处于困难时期⛈。毛泽东、周恩来自己不吃肉，但对集训的运动员却提供了充分的粮食和副食品。
1961年3月12日，在锦标赛大战前夕，周恩来拉着陈毅一同来到北京东郊工人体育场，看望正在紧张训练的乒乓球健儿。დ
针对在第25届世乒赛上我国有些选手思想不过硬，想赢怕输，临场过分紧张，发挥失常，没有打出应有的水平和风格这种现象，周恩来叮嘱运动员们：“我还是给你们讲两句话：一是胜不骄，败不馁；二是留有余地，藏一手。你们要好好练习，好好保养，不要紧张，为国争光。不仅要比赛，还要注意学习，把别人的长处统统吸收过来。不要争一日之长短，胜了还要再胜。如果不胜，下次再来。不要光看今年一年，要看长远一些。”
周恩来还委托陈毅给乒乓球小将们作战前动员。陈毅说：“我代表党中央、国务院表个态度：你们打好了鼓励你们，你们没打好，也不责备你们。我们鼓励你们力争胜利，也鼓励你们失败了不泄气，要有泱泱大国的风度，不要斤斤计较。如果你们全部失败，我要请你们吃饭，给你们献花敬酒，鼓励失败的英雄。”
1961年4月，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北京举行。中国乒乓球健儿没有辜负周恩来总理的心血与期望，经过近半个月的鏖战，他们终于放出了震惊世界的异彩：男子团体获得冠军；男子单打囊括了前四名，庄则栋、李富荣获男子单打冠亚军；邱钟惠获得女子单打冠军；女子双打和男女混合双打分别获亚军。这样，中国乒乓球小将们在第26届世乒赛上总共获得了3项世界冠军、4项亚军和8个第三名。
喜讯传开，举国欢腾，世界也被震惊了。外国通讯社当时就惊呼：“中国执掌了世界乒乓球的牛耳。”
1961年4月4日祝贺第26届世乒乓赛的运动员，庄则栋(右2)、徐寅生(右3)、丘钟惠(左3)
第26届世乒赛激烈鏖战时，周恩来正陪同前来中国度假的缅甸总理吴努夫妇在云南，但他时刻关注着北京乒乓球健儿的比赛状况。周恩来后来在中日乒乓球运动员联欢会上说：“我在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期间，只参加了开幕式和开幕式的宴会……其他的时间我不在北京。但每天工作完了，我总要看报纸上有关比赛的报道，或者打长途电话到北京了解当天比赛的情况和结果。14日晚上，我正在中国美丽的西双版纳。当时，正逢傣族人民过泼水节。当我得知中日两国球队各得了3个冠军，很平衡，就非常高兴。本来这天我的身体不太舒服，不打算参加泼水节的泼水了，但因为知道了中日双方各得了3个冠军，非常高兴，于是我就大泼其水，大跳其舞 。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吴努总理，他也很高兴地大打其鼓，大跳其舞。为什么这样高兴呢？因为这证明了一个真理：欧洲人、北美洲人能做到的事，亚洲人只要努力，也能办到，而且能够胜过他们。”
其实，周恩来这是在有日本外宾的场合讲这番话的，他真正高兴的应是我国运动员夺得了3个冠军。这证明外国人能办到的，我们中国人同样也能办到，而且可以胜过他们。
周恩来从云南回到北京时，为中国乒乓球队举行的颁奖仪式和庆功宴会已经结束。为了表示心意，周恩来执意自己掏钱在家里请乒乓球小将们吃了顿饭，贺龙夫妇、陈毅夫妇作陪。因为周恩来个人请客频繁，而他和邓颖超的粮食有定量，请客多了，粮食不够，故交待贺龙、陈毅两家自带粮票，每人半斤。
这天，邓大姐准备了四菜一汤，两荤两素，还特地给每人发一个鸡蛋，算是特殊照顾。席间，贺龙向周恩来介绍邱钟惠：“小邱是云南人，是个勇敢顽强的姑娘。1960年，两次都赢了高基安。”
周恩来一边给邱钟惠夹菜，一边笑着对她说：“小邱啊，这次锦标赛你和高基安争冠军的那天，我正在你的家乡。你和高基安的比分，我是让秘书打电话回北京问的。我给你们算了一下，几局加在一起，是96比98。论总分，你还输2分呢！”
邱钟惠的心被深深地打动了。在场所有的乒乓球小将的心都被打动了。总比分连他们自己都没细算过，哪里想到，日理万机的周总理还会给一个运动员计算总比分呢！
周恩来继续说：“所以，虽然胜了，得了冠军，但也要看到自己的不足，要尊重失败者。希望你不要骄傲。论技术，你还不如高基安。”
邱钟惠激动得连连点头。
1961年的第26届世乒赛，标志着中国乒乓球运动实力的全面崛起。从此，日本乒乓球称雄世界乒坛的历史宣告结束。
1964年1月周总理访问加纳时，与恩克鲁玛总统打乒乓球
有人说中国人个子矮，体质差，搞大球不行。周恩来说：“我就不相信，日本运动员不也矮吗？他们能做到，我们为什么做不到？”
周恩来身边的几位工作人员都曾回忆说：20世纪60年代，总理的办公桌上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摆着日本著名排球教练大松博文写的一本关于排球训练的书，总理经常抽空仔细翻阅。
20世纪50年代，中国排球运动水平处于刚起步的低水平阶段。尽管各方面做出了不少努力，但没有收到像乒乓球那样快速提高的效果。
当时曾有人说，中国人个子矮，体质差，搞大球不行。周恩来听说后批评了这种看法。他说：“有人讲中国大球上不去，小球要掉下来，我就不相信。日本运动员不也矮吗？他们能做到的，为什么我们做不到？”
日本女子排球队自1960年获得世界排球锦标赛亚军后，1962年又获得世界冠军，1964年，竟然摘取了奥运会桂冠。世界排坛称她们为“东洋魔女”。
周恩来对日本女子排球队的快速起飞颇为关注，一直想探究其中的原因。后来他发现，日本女排成功的秘诀是教练大松博文实行了大运动量的训练方法。周恩来就叫秘书把大松博文所写的关于排球训练的书找来，摆在案头仔细翻阅。
1964年11月，在周恩来的支持下，国家体委邀请大松博文率领世界女排锦标赛冠军贝冢队访问中国。贝冢队访华期间，周恩来于11月25日、27日两次到现场观看了她们的训练。
贝冢队队员的平均身高不算高，最矮的1.60米，最高的1.72米，但其训练艰苦程度确实惊人。只见大松博文一边大声喊叫，一边抡起胳膊将球连珠炮似地扣给女队员，力度之大、角度之刁、速度之快、频率之高，都到了极限。女队员们竭尽全力，不顾伤痛，倒地翻滚拼死救球。有的队员因精疲力竭，倒在地上一时爬不起来，大松博文就把球连连向她们身上用力扣去，并大声喝斥，直到队员挣扎着起来接球为止……
周恩来看后深有感触。训练结束后，周恩来接见了大松博文。他对大松博文从严、从难、从实战需要出发的训练方法表示赞赏，说：“你的队伍最好的地方是训练从实战需要出发，你创造的翻滚救球，也是从这里产生的。”
大松博文十分钦佩周恩来的眼力，一眼就看透了他训练方法的本质。
观看完大松博文的训练后，周恩来把体委和排球队的负责人及参加观摩训练的中国排球队员召集到一起谈体会。周恩来说：“人家练防守，是教练员用力向运动员扣杀。大松打出的球，力量比比赛时的强度大多了。不然，就练不出来。他这个教练员能以身作则，带着运动员一起干。教练员参加实践这条很重要。大松一个人带一个队，而我们却是一大批教练带一个队。”
说着，周恩来问在一旁的国家女子排球队教练阙永伍：“你今年多大了？”
“31岁。”
“大松博文已经40岁，你比大松年轻。你应该提高本领，好好干。将来你训练时，我来看。”
接着，周恩来又指出了我国排球训练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他说：“日本队训练，比打比赛时还累。练习时难度这样大，比赛时就容易了。人家训练的每一手段都有实际意义。训练超过实战需要，比赛时就能过硬。你们的训练呢，第一，不能做到教练员参加实践；第二，不能为队员出难题；第三，技术不过硬。如果解决了上述三点，就差不多。但是，我们不能学大松打骂运动员。但他那种严格的精神，是和我们提出的‘三从一大’相一致的。”
周恩来还谈到日本女排队员的身高、体形和饮食结构，说：“中国女排可以参照日本女排，研究研究营养科学问题。日本队本身条件不如我们，但训练出了高水平的队。我们这么好的条件，应该比她们好才行。你们个子这么大，应该像人家这样练才对。”
12月初，大松博文率贝冢队赴上海比赛，然后回国。贺龙经请示周恩来同意，决定在上海召开全国训练工作会议，各省、市、自治区体委派人参加，并组织现场观摩大松博文训练，边观摩，边讨论，找各自的差距。这次会议提出，要整顿训练作风，反对“矫、侥”二气，要求运动员做到“三不怕”（不怕苦、不怕难、不怕伤）、“五过硬”（思想过硬、身体过硬、技术过硬、训练过硬、比赛过硬）。这次会议的召开，不仅对排球，而且对整个中国体育界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1965年四五月间，应周恩来的邀请，大松博文前来中国指导训练中国女排。本来，大松博文这个人是很有些个性的。1960年日本女排在世界排球锦标赛上获亚军，当时任日本女排教练的大松博文当场扔掉银牌，表示非金牌不拿。两年后，日本女排果然获得世界冠军，取得金牌。为此，他颇有些自负。1964年，大松博文刚到中国时，也有些傲气，甚至对中国排球的水平有点瞧不起。但自从他见到周恩来后，对中国的态度开始改变。正如他后来回国著文所写的那样：“我在中国看到一种精神，就是这个国家的领导人的精神。这一精神除了伟大之外，不可能有第二种说法。”
大松博文到中国来任教后，对周恩来表示：要全力以赴，把训练贝冢队的方法全部拿出来训练中国队。在中国执教期间，他除了训练国家女排外，还训练四川、山东和上海女排。
非常不幸的是，正当我国排球水平向世界先进水平靠近时，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打断了中国排球乃至整个中国体育的发展进程。
本来，在我国一些体育项目水平还较落后的情况下，邀请世界一些强队来我国访问，或我们自己出去与强队切磋，是提高我国体育运动水平的一条好途径，但这一途径也被视为“崇洋媚外”、“投降主义”而被堵塞。
林彪事件后，周恩来利用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机会，大批体育界的极“左”思潮，明确肯定“文化大革命”前17年体育工作成绩是主要的。
在周恩来的关心、过问下，停顿多年的体育工作得以重新恢复。排球及其他体育项目的训练工作、旨在提高中国体育水平的中外体育比赛交流等陆续恢复。1972年4月，周恩来亲自视察了广州二沙头体育集训基地，观看了男女排球、篮球、足球、乒乓球、体操等项目的汇报表演。他鼓励运动员：一定要狠抓训练，严格训练，把运动技术水平搞上去。
1972年7月22日，中国男、女排球队在北京首都体育馆与当时世界上实力最强的日本男、女排球队进行比赛。周恩来亲自到场观看，国家体委主任王猛、外交部长姬鹏飞及中国排球协会的负责人也一同前往观看。
比赛开始前，周恩来接见了日本男女排球代表团团长前田丰先生。他问前田丰：“团长先生，日本排球水平很高，有什么秘诀吗？你看中国排球的水平什么时候能赶上日本？”
前田丰说：“中国队员的弹跳力和柔软性很好，在今后的国际比赛中要记住对方的弱点。依我看，再有3年就可能赶上日本。”
周恩来追问道：“如果用了3年时间没能赶上，怎么办呢？”
前田丰说：“请允许我坦率地说，中国人口多，适合打排球的人极多。如果5年之后培养不出世界水平的强队，那就不是选手的问题，而是领导者的问题了。”
周恩来的目光扫了一下在场的中国方面的几位体育负责人，说：“请诸位好好记住团长先生的话。”
这时，运动员入场的铃声响了，周恩来及中日双方官员走进贵宾席。中日双方的女子选手开始赛前练习。现场的广播开始介绍各位参赛选手的情况。当介绍到日本选手时，她们边跑边稍稍停下脚步向场内观众挥手致意。这是国际比赛的一般要求。然而，当介绍到中国选手时，她们只是默默地跑着，没有一点反应。
周恩来的脸色顿时沉了下来。他严厉地对站在一旁的负责人说：“刚才不是还说要老老实实地学习日本队的长处吗？这是在学习吗？”
有关人员不了解情况，手忙脚乱，不知所措。
周恩来严肃地说：“中国选手为什么点名不应☑️？不向观众致意呢？中国队要从头来一遍！”
这样，播音员重新介绍了一遍中国选手，中国选手向观众挥手致意☘️。
观看期间，周恩来向前田丰询问了团体队如何赢得比赛的要点，询问了日本队担任扣杀、佯攻的选手的名字，并在队员名单上划上了红圈。
比赛结束后，在回宾馆的路上，前田丰感慨万千。他对陪同的中国排球协会负责人说：“我非常羡慕中国体育界。你们有那么热情而又有感情的总理，真幸福。再过5年，中国排球走不到世界前列是不应该的。”
然而，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干扰，中国排球的全面腾飞是在7年之后。1979年，在亚洲排球锦标赛上，中国男女排球队双双获得冠军。1981年，在日本举行的世界杯赛中，中国女排再获冠军。此后，中国女排一发而不可收，赢得世界女排“五连冠”的殊荣。
周恩来虽然在生前没能实现中国排球腾飞于世界的愿望，但他生前一直在为中国排球称雄世界而铺路架桥，“五连冠”的殊荣里也积淀有周恩来的心血。
时至今日，中国已经是世界瞩目的体育强国，运动健儿在国家大赛上摘金夺银已成为一种常态。不得不说，正是因为有热爱体育的老一辈领导人打下的良好基础，才有中国体育今日的辉煌。
